過去三年，隨著國家財政支出方式轉變和VC/PE行業的快速發展，政府引導基金遍地開花，已經成為人民幣基金LP(有限合伙人)的中堅力量。

根據清科私募通統計數據，截至2018年11月20日，我國設立政府引導基金2065只，目標規模已達12.27萬億人民幣。受到資管新規和整體行業大環境的影響，新成立的政府引導基金數量在近兩年有所下滑，去年僅有250只左右。

不過，在2018年行業整體處于募資難的困境下，政府引導基金基本處于“一家獨大”的地位，諸多新成立的創投基金背后大多都有政府引導基金的身影。而展望2019年，在募資難困境未解的情況下，政府引導基金扮演的角色或許會越來越重要。

政府引導基金

占國內LP半壁江山

事實上，最近兩三年，國內整個LP市場超過半壁江山都是政府引導基金。尤其去年資管新規正式落地后，私募行業想要拿到其他渠道的資金，更是難上加難，這也讓政府引導基金扮演了大量“救火”的角色。

“現在在募資市場上，很多錢都集中在各級政府引導基金和國有資本上，高凈值個人跟銀行等渠道的資金大部分已經關閉了，一些上市公司自身都岌岌可危。”深圳某小型VC機構的募資人員向證券時報記者透露，據其了解，國內大部分熱捧的一二線城市的優質政府引導基金成為諸多創投機構募資的重點對象。“這些地方本身優質項目資源相對較集中，而且一些規章制度的設置也比較合理，許多(創投)機構都愿意拿這種錢。”

配置創業投資基金確實也是當前政府引導基金的核心投資策略。根據投中研究院日前發布的《2018政府引導基金調研報告》顯示，其調研的樣本中超過90%的政府引導基金所投資子基金為創業投資基金。

盡管從2017年開始，政府引導基金的數量和規模增速都有所放緩，然而政府出資額不斷提高也是個不爭的事實。目前多數政府引導基金在單個基金當中的出資比例平均約占20%~30%，其余的70%~80%的規模仍需要靠GP(普通合伙人)在社會上募資。

深創投總裁孫東升曾公開指出，對于GP而言，社會化募資壓力較大，很多基金因為達不到要求而夭折，導致政府引導基金的投資變成“無效”。與此同時，部分欠發達地區的政府引導基金，由于當地的項目資源有限，一些創投機構不愿意到當地進行投資，導致基金的投資進度難以滿足政府的要求。

也有政府引導基金的管理人直言，去年他們自身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接觸到的GP規模越來越大，原來一些中小型的GP已經基本不在他們的視線范圍內。“特別是募資難的2018年，我們自己接觸的GP越來越大，大型GP也來尋求政府引導基金的資金，在這個階段越是能體現出政府引導基金的作用。”重慶市產業引導基金董事長楊文利說。

但表面風光，在2018年，政府引導基金自身也面臨著“缺錢”的問題。有業內人士直言，此前很多政府體系的基金主要出資來源是財政、國企和銀行配資，資管新規出臺后，很多此類資金出不來，而且一旦銀行撤資，基金就會出現很大空缺。同時，受去杠桿影響，銀行貸款越來越少，導致整個社會都沒有錢，政府引導基金也深受其害。

有金融系統人士就曾對媒體表示，自己所在地方政府此前推進的一只產業引導基金最近陷入停滯。也有VC投資人透露，機構此前申請的某只政府引導基金未準時到賬。

據前述調研報告結果顯示，樣本中的半數政府引導基金受到資管新規的影響，總體上看，在募資難的背景下資管新規給政府引導基金及其子基金的募資增加了一定難度。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引導基金應對資管新規有進退兩種選擇：一是替換出資方，保證募資的規模;二是直接縮小募資規模，穩步發展。

GP如何獲取

政府引導基金資金

盡管政府引導基金自身也面臨一些“困境”，但不難預測的是，在募資難困境還沒能得到有效紓解的當下，政府引導基金仍將作為2019年甚至未來一段時間內行業內的LP主力之一。

對于GP而言，了解政府引導基金的偏好成為未來幾年內必做的功課之一。據前述調研報告顯示，GP團隊素質、過往業績以及投資策略，是政府引導基金評估子基金的三大主要指標。

調研結果顯示，樣本中將近100%的被調研者表示政府引導基金評估子基金時會將GP團隊素質、過往業績和投資策略作為主要指標。這說明政府引導基金將對GP團隊，即對人的考察放在第一位，這與市場化的母基金不謀而合。90%的被調研者認為風險控制影響著政府引導基金對子基金的評估，超過80%的政府引導基金認為激勵與分配機制，GP治理結構和GP股東背景也影響其對子基金的評估，73.33%的政府引導基金認為子基金LP背景也是評估的重要指標之一。

此外，超過六成的政府引導基金要求子基金GP共事的高級管理人員不低于3人，政府引導基金希望團隊成員之間擁有較為成熟的合作關系;超過70%的政府引導基金要求管理機構有3個以上過往投資項目成功退出經驗;超過90%的政府引導基金對子基金的關鍵人有明確的最低要求。

在當前國內諸多城市掀起金融爭奪戰的背景下，不少政府引導基金也傾向于選擇在當地有常設機構或團隊的GP。在他們看來，在當地無常設機構或團隊會對子基金的管理會產生消極影響，這些影響包括投資進度慢、溝通效率低、難以達到返投比例、可能會與GP在管其他基金產生利益沖突和不利于風險隔離等。大多數政府引導基金還希望能夠加入子基金投資決策委員會、參與分紅、在約定年限內享有回購權力。

投中研究院院長國立波表示，對于GP而言，獲得政府引導基金的資金其實也大有好處。他認為，多數政府引導基金可以為GP及其被投項目提供便利，包括幫助子基金投資企業對接政府資源、為GP提供辦公用房、提供子基金規模發展獎勵、清算利益讓步、被投資對象獲得稅收優惠、股權退出讓利、一次性風險補貼支持或其他投資補貼等。

深創投副總裁蔣玉才則以深創投的實踐為例，從制度設計開始，深創投對GP設置了一個定量化的管理門檻，將一大批相對不那么有規模的機構排除在外。

據其介紹，深創投要求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管理人的股東，或者基金管理團隊主要骨干必須共同管理過一定規模的基金，這些基金投資的項目要有一定數量的成功退出案例，團隊中要有一定數量的人共同工作過幾年以上。一旦設立之后，架構方面雙方可以進行商業化的談判，只要是符合深圳市引導基金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要求的，在年度計劃內，深創投可以獨立作出盡調和決策，報深圳市財政委復核即可。

政府引導基金

或進入早期投資領域

進入2019年，政府引導基金又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盛世投資董事長姜明明認為，在未來3到5年，政府引導基金、國有資本、金融機構三類核心LP將影響創投行業的走向。

在“撥改投”實施以來的三四年里，政府引導基金迎來了爆發式增長，如今規模已經達到兩萬億。在姜明明看來，在新的調整周期里，政府引導基金將迎來三大變化：第一，在地方財政緊縮、國企平臺轉型的情況下，未來將鮮見超大體量的“大象”基金。第二，政府引導基金將更加關注產業發展和項目落地，具備優質產業導入能力的資產管理人將得到青睞。第三，政府引導基金投資將更加穩健和謹慎。

與此同時，政府引導基金參與到項目的投資行為已經越來越顯現。在國內優質GP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部分政府引導基金已經在嘗試一些創新模式謀求自身發展。這些模式包括設立子基金跟投、與境外LP或GP合作設立基金、設立直接投資基金、設立私募股權二級基金(即“S基金”)等。

在投資領域上，前述調研報告結果顯示，政府引導基金的投資方向從傳統集中走向新興多元。樣本中的93.33%的政府引導基金投資于醫療健康和TMT新興領域，60%的政府引導基金投向材料能源領域。政府引導基金延續過往的熱門投向，集中于醫療健康、TMT和材料能源領域。但從46.67%的政府引導基金投向新零售等領域，看到政府引導基金的投向開始走向多元領域投資。

另外，調研結果顯示，樣本中93.33%的政府引導基金延續過去投向，繼續在醫療健康和TMT進行投資。未來3年政府引導基金還會傾向去投資較為熟悉的領域。53.33%的政府引導基金投向環保、公共事業領域，顯示了政府引導基金開始布局未來新興領域。此外，政府引導基金未來3年對教育和金融這兩個領域的關注呈現出增長態勢。

國家政策也在鼓勵政府引導基金參與到直接投資行為中來。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廣第二批支持創新相關改革舉措的通知》，當中提出，將在全國或京津冀、上海、廣東(珠三角)、安徽(合蕪蚌)、四川(成德綿)、湖北武漢、陜西西安、遼寧沈陽等8個區域內，推廣第二批支持創新相關改革舉措。通知中指出，要針對地方股權基金中的種子基金、風險投資基金設置不同比例的容錯率，推動種子基金、風險投資基金投資企業發展早期。

國立波表示，目前市場現實情況是大量的政府引導基金投到了相對比較后期的階段，而對早期投資相對比較少，因為早期投資風險相比更大。其根源之一就在于缺乏容錯機制，投資早期項目帶來的職業風險使得政府引導基金從業者集體不敢投早投小，很怕在審計的時候責任說不清楚。

在業內人士看來，該政策的出臺，充分調研和考慮了政府引導基金投資早期項目遇到的瓶頸和困難，其目的在于引導和幫助科創企業發展，并對引導基金提供實操依據和辦法。

此次關于早期投資容錯率問題的指導意見表現出國務院對于政府引導基金進入早期領域持鼓勵的態度。伴隨近年地方引導基金的運作模式日趨完善，引導基金在助推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且國家十三五規劃明確大力發展創業投資和天使投資，豐富并購融資和創業投資方式，為中國私募行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重慶天使投資引導基金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賀亞軍認為，此次關于容錯率的設定目的其實就是鼓勵引導基金進行更多的大膽嘗試，讓資金松綁并釋放活力。此次政策的引導作用是非常強的，它會鼓勵更多的引導基金去關注早期和勇于向正在成長的科創公司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