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競爭力提升重要“利器”的前沿科學和顛覆性技術正迎來一波政策紅利。《經濟參考報》記者從相關部門獲悉，我國正加快探索建立顛覆性技術發現資助機制，加強對非共識項目的識別舉薦，支持全新概念的創新研究。把完善國家重大科技計劃的項目形成和組織實施機制作為當前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任務，并率先開展改革試點。

“我們國家正在顛覆性技術創新方面主動作為。首先，在重大科研項目中探索建立新機制，遴選行業領軍企業領銜擔綱，發揮技術創新主體作用。另外，國家正加快探索建立顛覆性技術發現資助機制。”有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據他透露，目前國家已在現有重點研發計劃相關重點專項中開展顛覆性技術項目試點工作，在電子信息和生物技術領域采取定向委托的方式，啟動10個試點項目，目前已完成論證和立項工作。

對此，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盤和林表示，從發展的角度來看，顛覆性技術對于打造新的科技創新體系、形成新的科技創新應用成果，落實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當前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實際上就是人才創新的競爭，誰掌握了科技發展的主動權，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上也會有相當的優勢，而顛覆性技術正是掌握科技發展主動權的關鍵所在。”在盤和林看來，我國科技發展正經歷由跟跑、并跑到領跑的轉變，未來要逐漸習慣無人可學的情況，要提早認識到大力發展顛覆性技術的必要性。

顛覆性技術是指對傳統產業具有顛覆性影響的技術。“以顛覆性技術為核心的創新活動，對科技、產業、社會發展具有另辟蹊徑的顛覆性意義，顛覆性技術的探索、研發、轉化是一項具有前瞻性、戰略性、復雜性的系統工程。”對此，國家科技評估中心主任解敏在上海召開的世界頂尖科學家“科學前沿與顛覆性技術”論壇上表示。他認為，人工智能、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量子科技正在成為影響二十一世紀的關鍵因素。

對此，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感受頗深。他認為，顛覆性技術層出不窮，將從根本上改變技術路徑、產品形態、產業模式，創造出新產品、新需求、新業態、催生新經濟增長點。比如，中國科學院在量子信息領域取得一批重大研究成果，量子通訊得到廣泛應用就能在根本上解決通信的安全問題。量子計算機一旦突破將推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藥物設計等多個領域實現飛躍式發展。

由于顛覆性技術的戰略性和復雜性，勢必要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高度進行統籌規劃。以我國創新前沿上海為例，國家明確要求其在基礎科技領域作出大的創新，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大的突破，更好發揮科技創新策源功能。據悉，上海浦東將聚焦關鍵領域發展創新型產業，加快在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領域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同長三角地區產業集群加強分工協作，突破一批核心部件、推出一批高端產品、形成一批中國標準。并積極參與、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開展全球科技協同創新。

事實上，根據國家科技計劃管理改革方案的要求，我國已對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布局了一批尖端技術。日前我國在鐵基超導材料、中微子震蕩、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干細胞、量子科學等領域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重大成果，處于從量的提升到質的轉變的躍升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此前也正式征集2021年度管理科學部重大項目立項領域建議。

而在地方層面，中關村管委會早在2018年就發布國內首個支持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指導意見。針對顛覆性技術周期長、風險大、短期效果不明顯等特點，中關村將采取小額起步、逐步加碼的支持方式，對于在實施過程中取得重大突破、進入成果轉化或產業化階段的項目，可按照政策每年給予最高3000萬元的資金支持，累計支持金額最高1億元。從第二年或第三年起引入科創基金或風險投資參與投資，形成政府與社會資金共同支持機制。

人才是科學研究的關鍵。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GII)顯示，今年我國創新力綜合排名保持在第14名，是唯一一個躋身前30名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但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基礎研究與先發國家仍存在差距。記者獲悉，未來在重大項目新形成機制下，國家將開展多組專家并行評審、同步支持多個團隊的改革實踐，實施“賽馬爭先”。大力支持優秀青年人才“挑大梁”，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參研人員中45歲以下的科研人員占比80%以上。另外，未來的顛覆性技術項目會壓實各方主體責任，著力提升科研項目績效，并建立國家科技計劃綜合績效第三方評估機制，深入推動管理工作從重數量、重過程向重質量、重效能轉變。

“不管是頂層設計也好、人才和基礎研究也好，只要把握好其本質，形成一個具有內在統一性的體系就是好的，而這個本質就是要在思想上放得開、物質上給得足。”對此，盤和林直言。他認為，對應于頂層設計就是要給顛覆性技術創新足夠的發展空間，同時引導各方資金予以支持;對于人才和基礎研究，要尊重科技研發人員的科研訴求，給予其發展的自由度，同時物質上做好保障，不能讓科技創新被高薪高酬挖了“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