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起音樂節了!票價漲了幾倍，現場體驗也差，簡直不如從前。”這是不少樂迷的真實感受。近年來，各類音樂節遍地開花，門票價格也水漲船高。在即將到來的五一小長假，在大麥網上已有近20場音樂節開售，部分場地的單日最低票價已漲到500元以上，通票則突破千元大關。

為何音樂節門票越來越貴?帶著這樣的疑問，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采訪了多位音樂節主辦方、藝人公司老板、圈內資深人士及樂迷，試圖還原背后的真相。

現狀尷尬

票價上漲是音樂節的共同趨勢

單日全價票888元、單日VIP票1088元、雙日全價票1568元……這是4月溫州星巢音樂節的定價。“一開始只顧悶頭搶票，搶的時候心想，怎么會沒搶到呢，氣死我了。等我刷新頁面，發現自己搶到了，心想怎么就搶到了呢，氣死我了。”對于靖(化名)而言，這是他買過的最貴的音樂節門票。更讓他不能理解的是，VIP區域不設在舞臺最前端，而是被規劃到了“尊享視角”。所謂“尊享視角”，就是在人群后方高臺處設置的一片座位區域，“坐著看搖滾現場，搞笑。”

5月29日，成都草莓音樂節將上演，李小姐(化名)卻在猶豫去不去。“早鳥兩日通票520元，PRO單日票650元，加上路費、現場吃喝，超千元。而且很可能搶不到!”從熱波音樂節開始，李小姐幾乎沒有缺席過在成都舉行的任何音樂節，但是成倍增加的門票價格讓她望而卻步。“我記得最早才80元一張，現在漲了4、5倍，甚至更多。漲價可以理解，但是陣容雷同、東西難吃、地方又遠，啤酒像白水一樣淡，體驗越來越差。”

以往音樂節單日票價在100-300元，如今一線城市舉辦的大牌音樂節，票價在300-700元，個別音樂節通票則已突破千元。在大麥網上，今年五一小長假期間，全國舉行的音樂節有近20場，單場VIP門票最貴的720元，通票(三日)最貴的1180元。2009年創辦的草莓音樂節，最初票價為80元，到2021年五一在上海舉辦，票價已漲到預售單日票460元，全價單日票560元，上漲最高達7倍。

票價上漲是全國音樂節的共同趨勢。有趣的是，一邊是樂迷直呼票價貴，另一邊卻成了不少偶像粉絲的狂歡。與動輒幾千元的演唱會相比，粉絲對于音樂節價格的口徑非常統一：很便宜。五一小長假，有不少流行歌手和流量明星，如張信哲、伊能靜、周筆暢、王嘉爾、李斯丹妮、吉克雋逸、劉雨昕等亮相音樂節，他們的粉絲對待票價的態度是：“幾百元就能看到偶像，值!”這讓李小姐這樣的樂迷還要擔心，音樂節變成大型追星現場。

發展快速

商業化的運作模式讓成本增加

中國舉辦首屆原創音樂節是在2000年，共有33支樂隊參演，包括至今仍活躍的痛仰樂隊、木馬樂隊等，當時他們還有一個共同身份：迷笛音樂學院學生。音樂節在卸下落地窗的迷笛音樂學院禮堂舉行，從下午至黑夜，為期兩天。如今來看，首屆迷笛音樂節也可以被稱為迷笛音樂學院的匯報演出。

迷笛音樂學院創始人張帆曾說：“第一屆迷笛音樂節非常特殊，免費的，紅磚墻的隔壁就是工地，所以很多光著膀子的民工師傅拿梯子趴那看。我說進來吧哥們，然后他們全部進來了。音樂就是這樣，自由，沒有等級，沒有富貴貧窮，是最直接最樸實的事情。”

此后的三年里，迷笛音樂節的場地一直設在校內，沒有門票，觀眾免費入場。改變發生在2004年，第五屆迷笛音樂節移至北京國際雕塑公園舉辦，票價10元。2005年，第六屆迷笛音樂節出現分類票：單日票30元，通票(4天)100元。至此，音樂節正式進入了商業化運作模式。

此后，音樂節進入快速發展期，摩登天空、草莓、張北草原、麥田、成都仙人掌等音樂節遍地開花。盡管門票價格有所上漲，但音樂節的高性價比，仍被廣泛認可。轉變發生在2018年前后，“成本正在增加，無論是制作成本還是運營成本，包括近兩年由于一些綜藝帶火了說唱歌手和搖滾樂隊，表演者的費用水漲船高。”明白音樂娛樂集團創始人王毅以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舉例，“三天票價為2萬日元(約1200元人民幣)，其實跟國內差不多，但去國外看音樂節差旅成本就高了。”

疫情也被視為不可抗力因素。為了響應防疫工作，可容納幾萬人的場地，近一年的出票量基本控制在5千上下。“成本上行，銷售量下行，只能從單價上找補。”草臺回聲創始人、CEO戈非表示，“這幾年音樂節作為一種青年文化、一種娛樂方式，越來越被大眾所接受。如果音樂節成為大眾、尤其是年輕人比較重要的選擇，那么他們(主辦方)從商業的角度去提升門票價格，可以理解。”

成都宇修演藝是這幾年成都草莓音樂節的承辦單位，在總經理童欣看來，門票越來越貴很正常。“決定的因素很多，包括時代發展，國民收入，物價上漲等帶來的連鎖效應，不僅僅是音樂節，所有文化娛樂項目，都存在門票價格越來越貴的情況。國外知名音樂節的票價遠高于國內，例如Tomorrowland，Summer Sonic等，動輒都是幾千元人民幣。”

解密背后

一場大型音樂節需要多少成本?

一場大型音樂節需要多少成本?“主要分硬性成本和軟性成本。硬性成本包括：場地費、報批、舞臺搭建、舞美制作、差旅酒店、硬體租賃(或購買)等;軟性成本包括：藝人演出勞務、宣傳營銷投入、票務分成、商業保險等。”王毅介紹道，他曾是宋柯打造恒大星光音樂節時的重要成員。

成本中最核心的部分是藝人或樂隊的演出費，只要上了綜藝、出了圈，價格就會上漲。“大部分樂隊的演出費比原來上漲三四成，最多的甚至翻了數倍。”王毅透露，“對于音樂節來說，樂隊知名度是最重要的標志，這是音樂節招商中最重要的關聯指標。通過綜藝節目走到主流視野的樂隊和音樂人，也會更受贊助商和用戶的喜愛。”

放眼如今的音樂節藝人，大部分都參加過《樂隊的夏天》和《中國有嘻哈》兩檔節目。“以前的音樂節，從社會關注度和藝人影響力來說，都偏小眾。正因為現在有各類音樂綜藝，讓某些小眾樂隊走到大眾眼前，吸引了大量粉絲，從而提高了音樂節門票的銷量。”童欣直言。戈非對此則有些擔憂，“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來獨立音樂的一些生態，所以這個對于沒有上過‘樂夏’的音樂人和樂隊來講，其實還是沖擊挺大的。”

藝人成本的增加，還有一個顯著現狀就是流行歌手、流量明星的加入。“短期看，這是急功近利的表現，因為音樂節不同于其他場館類演出，不是完全的粉絲經濟。”王毅說，“但是有不少知名商業品牌與音樂節合作，希望借線下活動帶貨。為了實現商業目的，他們要求音樂節有知名的、大眾化的明星登臺。這樣成本自然就增加了。”果然，音樂節中價格“高到離譜”的場次，無一例外都有流量歌手加盟。

除此之外，童欣認為，“硬體設備及舞美制作越來越高品質、整體制作越來越大型豪華，造成音樂節整體成本提高，從而分攤到每張門票上;同時，音樂節臨時工作人員(如保安，保潔，兼職等)人力成本提升;另外，同類競爭項目的增多，瓜分了商務贊助市場，從整體運營收益計算，需要靠票房和門票單價來達到商業盈利目的。”

熟悉音樂節操作的人都知道，音樂節能否盈利，更多是通過商業贊助。“以前商業贊助和門票銷售的比例是7：3，目前差不多在6：4，甚至有的知名音樂節可以達到對半。票價的高低是遵循市場規律的，供需關系決定了定價的比例和規則。音樂節目前有一套科學的定價方針，比如草莓音樂節、麥田音樂節，他們會通過預售(早鳥票)、豆瓣(想看)、秀動、正在現場，以及微博、B站、微信等各類新媒體渠道數據匯總和分析供需關系，來核定不同城市的定價策略和銷售方式。”王毅介紹道。

“我個人認為門票至少會占到50%以上，比如單日在兩萬人以上的音樂節，門票收入是非常關鍵的。”戈非始終認為，門票收入在整個音樂節收入里占比50%以上，才是一個正常的音樂節。“這幾年商業贊助的情況，不像過去就是一個大的贊助，輕輕松松幾百萬就投進來。現在這些大品牌對線下活動的投放也是非常謹慎，這些模式都潛移默化地發生改變。”

業內聲音

音樂節尚需增加特色、完善體驗

客觀上，音樂節的票價并沒有那么高，為什么消費者都覺得高了?王毅覺得這個話題更值得探討：“因為大家來音樂節的預期沒有達到。”無論是音樂節陣容同質化，還是樂迷現場體驗不夠好，都讓消費者對票價越發敏感。要讓樂迷更滿意，舉辦音樂節可能需要多方做出改變。“音樂節除了可以看演出，立體的娛樂、社交氛圍和服務也很重要，但這些體驗還可以更完善。音樂節要有獨特的吸引力，要不然新鮮感一過，疲勞期就出現了。”

今年五一的音樂節中，演出場次最多的是來自成都的馬賽克樂隊，有5場，其次痛仰樂隊、五條人、九連真人、聲音玩具都是3場。從目前已經官宣的音樂節來看，雖然陣容各有側重，重復率不高，但都還是樂迷熟悉的老面孔，這對于Livehouse的常客來說，吸引力并不大。但對主辦方而言，“票房號召力”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之一，熱門樂隊檔期競爭激烈，主辦方必須提前籌備，提早發邀約、簽合同。這樣的結果就是市場浮躁，反映出來的現象就是各大音樂節搶人，陣容同質化情況較嚴重。

有人說因為疫情緣故，國外藝人很難入境，其實陣容同質化問題，在疫情發生前就存在，而且短期內無法得到根本性解決。“國外音樂節能夠幾十年生存下來，它在整個的體驗和概念上，都有非常強的一個核心理念，它每一年的藝人都會圍繞著這個主題去搭配。娛樂文化觀念的整合和輸出，對于現在音樂節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這方面國內很欠缺。”在戈非看來，并不是搞一點市集，做一些美食，就能做好音樂節。“內容設計、制作、體驗方面，在整個核心理念的輸出方面，會越來越具有自己的風格化，這是國內音樂節應該加強的。”

作為音樂節工作者，童欣坦言這是個系統工作。“了解特定音樂節所吸引的觀眾的真實特性和需求，從而有針對性地去設計音樂節的各種內容，從舞臺到臺下，不僅僅強調音樂的吸引，更多是讓人找到自己的社群，與身邊同樣的觀眾產生融合，這樣對音樂節品牌才有認同感和凝聚力。”王毅則希望主辦方以“產品經理”的模式來制造音樂節，“以商業服務的方式來對待用戶。跨界聯合科技、旅游、體育、影視、二次元等多維度去擴展用戶新的興趣點，制造消費者在音樂節上新的嗨點。”王毅舉了當年做恒大星光音樂節時的例子，“銀川站的時候，有個姑娘因為受傷，腳骨折了，打了石膏，最后是拄著雙拐到的現場，我們當時為她量身定制了游玩攻略，甚至還有工作人員全程陪同，只因為她想看一次樸樹的音樂節現場演出。我們當時還把她的故事拍進了我們音樂節的紀錄片。”這樣的體驗才會讓樂迷難忘。

三位業內精英雖來自各地，但不約而同都對成都充滿期待，希望成都能夠擁有自己特色的原創音樂節。“成都有很多有特色的公園，這樣的公園城市，很適合做一些中小型的音樂節。可以化整為零，以不同的場景去打造不同的音樂現場。”戈非透露，他和團隊正在籌備一個別具特色的音樂節，一切順利的話將在6月后舉行。在王毅看來，成都適合做成Fuji Rock這種形式、體量的音樂節。“城市的空間、人群、消費力和娛樂氣氛都不錯，如果政府能夠給予指導和支持的話，其實是可以嘗試的。”但他也指出，“單場音樂節場地要求比較特殊和多元，不是只要是公園就可以辦音樂節，還是要實地考察人流、地理位置、交通、人口畫像、運輸、視野等。”

至于大家最為關心的門票價格，除了王毅覺得隨著疫情控制越來越好會有些許回落外，另兩位都直言可能還會上漲。“票價回落的可能性比較小，未來音樂節，會更細分化，更垂直化。同時，同類型音樂節品牌的競爭會更白熱化。誰把住了商務贊助市場，誰牢牢抓住了核心觀眾的品牌認同，誰不斷變化和適應未來觀眾的需求和觀眾培養，誰就是贏家。”童欣說。戈非表示，未來音樂節的方向是中小型且有創意的音樂節，“可能會把某一板塊、某一體驗做到極致。就像SXSW(西南偏南音樂節)一樣，融入很多年輕人感興趣的內容，科技類的沉浸式體驗等等，派生出一些不一樣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