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6日，武漢孫女士坐在電腦前，在線參加了山東省泰安市泰山區人民法院的庭審。這是她第二次因一個早已注銷的手機號被推上被告席——2019年她曾使用的手機號，在2020年注銷后被他人注冊微博，又于2023年發布了辱罵某網文作家的言論，而她卻成了這場網絡侵權糾紛的“背鍋者”。孫女士告訴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從2024年6月一審敗訴被限制交易，到2025年5月再審法院裁定她并非侵權人，再到重審時再次被列為被告，這場因“手機號”引發的官司，讓她的生活陷入了一場漫長的風波。

一審缺席被判敗訴

(相關資料圖)

限制交易通知揭開“莫名官司”

孫女士告訴記者，2024年9月的一天，她的微信突然彈出一條“賬戶限制”通知，提示她的微信支付因“泰安市泰山區人民法院執行案件”被限制支付功能，后查詢其名下銀行卡發現也被限制交易。起初，孫女士一頭霧水，直到聯系法院才得知自己成為了一場網絡侵權案的被告，且已敗訴進入強制執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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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女士微信被限制支付

“這場官司的源頭，是一個尾號為6439的手機號。”孫女士回憶，這個號碼是她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期間公司分配給她的工作號，2020年1月由公司辦理了注銷。法院的材料顯示，2022年9月，該手機號被他人注冊為微博賬號，并在2023年多次發布辱罵晉江文學網簽約作家王某的言論，內容包括“厚臉皮”“媽寶女”等侮辱性詞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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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

泰安市泰山區人民法院2024年6月作出的民事判決書顯示，原告王某提交的核心證據是：尾號6439的手機號在2019年10月注冊的支付寶賬號注冊人系孫女士。法院據此認定，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期間，孫女士是涉事微博賬號的使用者，侵犯了原告王某的名譽權。

“我從未用這個手機號注冊過微博，侵權言論發布時，我早已和這個號碼毫無關系。”孫女士告訴記者，案件審理期間她沒收到過傳票、判決書等任何法律文書，最終缺席判決的她敗訴，需賠償原告經濟損失、精神損害撫慰金及律師費共計1萬元，并在微博公開道歉。

“直到我的微信賬戶被限制，我才通過執行局了解到案件詳情。”最終，她從泰山區人民法院執行局得知，該案要么再審，要么強制執行劃扣賬戶資金，“我當時十分崩潰，反復說明情況后才爭取到暫緩執行的時間。”

自證清白獲再審改判

暴露網絡侵權糾紛中身份核實難點

為證明自己的清白，孫女士開始瘋狂收集證據。經電信營業廳查詢，確認尾號6439的手機號在2020年1月注銷后，于2020年4月被武漢某科技公司重新注冊，使用者為該公司員工李某。同時，她調取了2022年9月9日（涉事微博注冊日期）的考勤記錄，顯示自己當天在武漢的公司上班，而微博注冊IP地址位于外地，與她的活動軌跡完全不符。此外，孫女士稱，2019年用該手機號注冊的支付寶賬號，僅在注冊當天有過0.2元交易，此后再無使用記錄，且該支付寶與涉事微博無任何綁定關聯。

2024年10月，孫女士向山東省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提交了上述證據，并提出核心質疑：“2019年的支付寶綁定記錄，怎么能證明2023年的侵權行為？手機號早已易主，為何歸屬變更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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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

據孫女士提供的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顯示：中國電信回函證實，尾號6439手機號2020年1月由原公司注銷，2020年4月由武漢某科技公司注冊，使用者為李某；支付寶公司回執顯示，該手機號綁定的支付寶賬號自2019年10月后再無交易記錄。原告王某質證時稱，對證據的內容認可，申請追加武漢某科技公司及李某作為本案的被告。最終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原審“確定孫女士為侵權人不當”，存在“事實不清、遺漏當事人”等問題，裁定撤銷泰山區人民法院判決，發回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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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女士收到的法院開庭傳票

拿到再審裁定的孫女士以為風波就此結束，但今年6月，她再次收到泰山區法院傳票，案件定于7月16日重審。孫女士參加了線上庭審，發現法庭新增了武漢某科技公司及李某等多名被告。李女士告訴記者，該案當庭未宣判。

孫女士表示，她曾咨詢武漢當地法院和律師，得到的答復均是“僅憑2019年的支付寶記錄，不足以認定2023年的侵權主體”。目前，孫女士仍在等待重審結果。這場因手機號注銷引發的官司，已讓她耗費了大量時間與精力。

7月18日記者咨詢了泰安市泰山區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回復稱，本案屬于發回重審案件，正處于審理階段，目前還未出判決結果。

浙江鐵券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張永輝律師告訴記者，此類案件暴露出網絡侵權糾紛中身份核實的難點：手機號、社交賬號等存在頻繁易主的可能，法院需通過運營商、平臺方等多方核實“行為發生時的實際使用者”。對此，張律師建議，個人在注銷手機號前，應解綁所有關聯賬號（如支付寶、微信、社交平臺等），留存注銷憑證；遭遇被錯告等情況時，要及時收集手機號歸屬變更、活動軌跡等證據，通過法律途徑維權。

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見習記者 馬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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